多年前，薛涌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中国需要一场“童年革命”》，文章中说“中国几乎完全错过了“童年革命”，从来没有通过改造童年来创造“新民””。近代西方的“童年革命”摧毁了成人优越论，把早期教育从“以成人为中心”转化为“以孩子为中心”。

鼓吹反智的民粹主义者激情澎湃地宣称，权利属于人民，时代也属于人民，只要打倒窃国的精英，就能夺回财富与荣耀，但实际上，反智的民粹主义者在这么说的时候，就已经破坏了他们所许诺的直接民主。他们说直接民主好过代议制民主，却从未真正想过推翻后者，不过是要自己坐上那个位置。薛涌写过一本书叫《草根才是主流》，但他的照片占去了书封的四分之三，“薛涌”二字也比书名还大，上面还有一排小字，写着“中国民间意见领袖”，极力反对启蒙视角的“反智书生”到头来还是免不了要领导一回民众。

2008年，薛涌曾与学者唐小兵等人围绕反智主义进行过几次论战。薛涌在《“反智主义”思潮的崛起》一文中继承了美国右翼人士FrankChodorov的观点，宣称所有人都是经济学家，因为大家都在从事谋生的活动，他质问，“一个由所有家庭主妇参与的经济，和一个由十几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操纵的经济，哪一个是市场经济？”在薛涌看来，主流经济学家们凭借专业知识的霸权性力量垄断了普通人对经济问题的发言权，反智主义就是以“人人都是经济学家的精神”来打倒“知识暴君”，突破知识阶层的话语垄断。

一些知识分子的反智主义言论较为系统地呈现了这种源于民主情怀的不满。旅美学者薛涌可谓21世纪中国推崇反智的先锋人物，他曾在新浪博客上自称“反智的书生”，承认自己是读书人，但不承认“知识分子的道德优势”，希望通过加入反智潮流来推倒“知识分子的文化垄断”。

“最健康的制度，其公共决策是建立在最广泛的参与之上，而未必是最专业的知识之上。知识可以为人们的参与提供参照，却不能代替参与本身。这种参与性，最终要求把我们的市场经济建立在宪政的框架之中，建立在一人一票的游戏规则之上。”对怀有民主和平等信仰的人来说，薛涌的这番话不乏吸引力，但细究起来却令人疑惑——个体的经验直觉的简单加法，是否比智识性的知识更为可靠？知识分子提出的问题就必然同大众的诉求相冲突吗？阻挠政治参与的真的是“知识霸权”吗？推倒知识精英就意味着民众当家，并最后走向民主吗？

薛涌先生说，中国之所以没有真正像西方一样做到“以孩子为中心”，是因为在于西方自工业革命以来的“童年革命”并没有在中国发生。我们没有能有效捍卫孩子的童年。

多年前，薛涌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中国需要一场“童年革命”》，文章中说“中国几乎完全错过了“童年革命”，从来没有通过改造童年来创造“新民””。近代西方的“童年革命”摧毁了成人优越论，把早期教育从“以成人为中心”转化为“以孩子为中心”。